禹迹茫茫 画为九州
——楚简《容成氏》禹画九州的考古学观察
袁广阔 崔宗亮
（首都师范大学 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摘 要 近年来，随着楚简《容成氏》内容的不断释读，其关于“九州”的记述也被学界所认知。《容成氏》“九州”有别于《尚书》等文献记载，是一个独具特色的九州体系。《容成氏》九州很可能反映了夏代初年的地理范围，也就是公元前2100 年前后的龙山时代晚期。考古研究发现，夏王朝在初期的分布范围与《容成氏》九州所划定的广大地域相吻合。在这个广大的区域内，夏王朝采取松散的、结盟的国家结构统治多个部落形式的邦国。但夏王朝的统治区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就其核心区域而言，有个自东向西的过程，并形成了三大区域，初始期是河济地区，发展期是嵩山周边的豫中区域，鼎盛时期在伊洛地区。
关键词：《容成氏》；“九州”；夏
“禹画九州”是中国古代的一项重大历史事件，它是夏王朝建立的一个重要标志，这在《尚书》《尔雅》《职方》《左传》等文献中均有记载。自古以来，很多历史学家都对“九州”进行过考证和释读，一些考古学者也从考古学的角度对其进行过分析研究[1]，但时至今日，这一问题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近年来，随着楚简《容成氏》内容的不断释读，其关于“九州”的记述也被学界所认知。《容成氏》“九州”有别于《尚书》《尔雅》《职方》等文献记载，是一个独具特色的九州体系[2]。那么，这一“九州”该如何理解，它为什么与传世文献的记载不一样，它反映了一个什么样的历史背景？本文将从考古学的角度对其进行深入研究。
一、《容成氏》九州厘定
《容成氏》记述：“禹亲执枌（畚）耜，以波（陂）明者（都）之泽，决九河之阻，于是乎夹州、涂州始可处。禹通淮与忻（沂），东注之海，于是乎竞州、莒州始可处也。禹乃通蒌与易，东注之海，于是乎藕州始可处也。禹乃通三江、五湖，东注之海，于是乎荆州、阳州始可处也。禹乃通伊、洛、并里（瀍）、干（涧），东注之河，于是于（乎）叙州始可处也。禹乃通经（泾）与渭，北注之河，于是乎虘州始可处也。”
这里，《容成氏》所述九州分别是夹州、涂州、竞州、莒州、藕州、荆州、阳州、叙州、虘州，这与《尚书·禹贡》《尔雅·释地》《周礼·职方氏》有所不同。其中，夹州、涂州、叙州、竞州、虘州、阳州、荆州等七州，李零等古文字学家认为就是《禹贡》《尔雅·释地》《周礼·职方氏》的兖州、徐州、豫州、青（营）州、雍州、扬州、荆州[3]。我们认同这一看法，因为《容成氏》记述这七州时，提及的水名与《尚书·禹贡》《周礼·职方氏》并没有多大差别。关于藕州，李零、晏昌贵等学者认为当为《周礼·职方氏》的并州[4]。实际上，藕州应相当于《周礼·职方氏》《尔雅·释地》的幽州，因为《容成氏》讲藕州，明确提到的水名有“蒌”“易”“海”。并州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晋北一带，明显距大海较远，而幽州则东临渤海。蒌水，《山海经·北次三经》云：“又北三百里曰泰戏之山，……虖沱之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溇水。”郭璞注：“溇音楼”，一作“娄”。从虖沱东流注入溇水可知，虖沱应为蒌水的一条支流。我们知道，现在的滹沱河在河北献县境内，与滏阳河汇合后入子牙河。这样看来，溇水很有可能就是滏阳河或子牙河的旧称，而子牙河流经的河北献县、河间、大城，天津等县市正是古代幽州所在地，也称燕地。易水主要位于今河北省易县境内，这里也是古代幽州所在地，《史记·苏秦列传》也说：“（燕）南有嘑沱、易水。”莒州不见于《尚书·禹贡》《尔雅·释地》《周礼·职方氏》等记载中。《容成氏》莒州的“莒”字，与春秋莒国铜器“莒”字铭文相同，因此，李零将其释为莒州，学界异议不大。晏昌贵指出：“简文莒州当偏北偏东，在沂水流域。”[5]“莒”即今山东莒县，当沂水流域，正是古莒国所在。史载，莒国是东夷少昊部落后裔建立的古国之一，《春秋·隐公二年》《正义》引《氏族谱》：“莒，少昊之后。周武王封兹舆期于莒。初都计，后徙莒，今城阳莒县也。”春秋早期，莒国实力强盛，曾争衡齐鲁,雄踞东夷；春秋晚期，国势衰微，后为楚所灭。
《容成氏》九州不同于传世文献的九州，它是一个独立的系统，李零认为它只讲水，不讲山，是按水系不同，分六大块。它的九州是一种方位化的概念图解，从原则上讲，它是由四方四隅加中央，组成的九宫格[6]。其中，居于中央位置的是兖州，居四方的是莒州（东）、豫州（西）、徐州（南）、藕州（北），居四隅的则是竞州（东北）、阳州（东南）、荆州（西南）、虘州（西北）。
二、《容成氏》九州的考古学研究
《容成氏》楚简虽出于战国楚墓中，但观察其九州所涉地域，却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地理和行政区划极不相合，在当时政治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的三晋地区并不在《容成氏》九州的记述范围之内，属实令人不解。但如果将眼光投向更久远的史前和夏商时期，我们发现《容成氏》九州的记述范围，实与龙山时代晚期中原龙山文化的分布范围及影响区域高度吻合。
（一）中原龙山文化
20 世纪60 年代，随着龙山文化遗存在河南、山东、陕西、河北等省的大量发现，人们开始对该文化进行重新认识。在此基础上，安志敏先生将中国境内的龙山文化划分为沿海、中原和江浙三个区，而将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冠以省名称之，这样就有了“河南龙山文化”的名称[7]。之后，随着考古材料的不断更新，学界普遍认为河南境内的龙山时代遗存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应属于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于是舍弃河南龙山文化的称谓，将豫北、豫中、豫东、豫西的龙山文化遗存分别称为“后岗二期文化”[8]、“王湾三期文化”[9]、“王油坊类型”[10]或“造律台类型”[11]、“三里桥类型”[12]。实际上，从文化统一性来看，这些考古学文化或类型还是有很多共性的，如陶器都以泥质和夹砂灰陶为主，纹饰发达，主要纹饰有篮纹、绳纹、方格纹等；器类以罐、鼎、甗为炊器，碗、盆为食器，瓮、缸为储器，也有一些杯、斝、鬹等酒水器。因此，它们应属于一个大的文化系统，与以素面黑陶为特征的海岱龙山文化系统和以鬲、斝为炊器的客省庄二期文化系统区别明显。但是，由于这些文化或类型的范围已超出河南地区，冀南、鲁西南、皖北等也属于它们的分布范围，我们可将它们统称为“中原龙山文化”。
与仰韶文化相比，中原龙山文化时期社会发生了重大变革。大型中心聚落规模宏大，新密新砦[13]、济源庙街[14]等聚落的面积都在70 万平方米以上。城市如雨后春笋般诞生，嵩山东南麓有登封王城岗[15]，新密古城寨[16]、新砦，郾城郝家台[17]，平顶山蒲城店[18]；太行山南麓有温县徐堡[19]、博爱西金城[20]；太行山东麓有辉县孟庄[21]、濮阳戚城[22]、安阳后岗[23]以及黄淮平原上的淮阳平粮台[24]等。城市的出现表明城乡开始分野，社会对立已十分严重。这些城址都位于区域聚落群的中心，形状呈方形，内部有布局规整的道路、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以及成排的房基，房屋多为方形地面式建筑，地面涂抹白灰面。
中原龙山文化的生业经济呈现以农业为主的多种形态，主要种植粟、黍，偏南地区兼种水稻；饲养猪、狗、牛、羊、鸡等，并从事捕捞、狩猎活动。青铜冶炼技术已经产生，社会已初步进入金属时代，在登封王城岗遗址出土有青铜容器腹片[25]，汝州煤山遗址发现有炼铜的坩埚[26]。磨制石器十分先进，管钻技术突出，带孔铲的大量出现是其生产力水平提高的重要标志。陶器发达，多为快轮制作，胎体较薄，形体匀称，造型美观。以夹砂和泥质灰陶为主，纹饰发达，篮纹、绳纹、方格纹常见，弦纹、素面陶占一定比例。流行折沿，折棱明显，唇面和沿上多有凹槽。主要器类有饮食器（水器）碗、豆、钵、杯、壶、瓶，炊器鼎、甗、斝，盛储器瓮、罐、盆、缸等。其中，鼎多罐形，敞口，方唇，唇面有凹槽，最大腹径在中下部，圜底，三足一般较矮，纹饰以篮纹和方格纹为主。斝通体磨光，形体较高，折腹，三袋足位置较近，内壁多残存白色水垢。鬶空袋足，胎较薄，无实足根，内壁残存白色水垢。甗沿面较宽，口沿内侧多有凹槽，最大腹径靠中上部，与口径大体相等，多饰弦断篮纹，裆部较高，尖锥状足，足饰绳纹者居多，部分素面。甑多侈口，沿面较宽，最大腹径靠上部，与口径大体相等，平底，多三角形孔，腹饰弦断篮纹。深腹罐多敞口，方唇，沿面内凹，折沿处内侧较明显，有的形成凸棱，腹最大径在中上部，下部急收为小平底，以绳纹和方格纹为主。素面小罐胎体较薄，表面轮旋痕迹明显。高领瓮方圆唇外侈，肩部较窄，圆肩或溜肩。缸敞口矮领，圆肩。深腹盆形体较大，敞口方唇，束颈，肩部有凸棱，腹部微鼓，饰弦断篮纹，有的有鸡冠形鋬手。双腹盆敞口，折腹，平底。平底盆敞口，斜直腹，腹较浅，大平底。圈足盘多方圆唇，宽折沿近平，浅斜腹，高圈足。豆敞口，宽折沿，浅斜腹，平底，喇叭状圈足较高。器盖以圆顶帽式居多，另有部分呈盆形，附双带状耳。陶环横截面多呈椭圆形。
由于不同区域自然环境的差异以及毗邻考古学文化面貌的不同，中原龙山文化在不同的地区也会表现出一定的差异，由此可划分成煤山、王油坊、后岗、三里桥等不同类型。
煤山类型主要分布在伊洛河及淮河上游颍河、沙河、汝河以及支流两岸，其范围东起郑州附近，西至渑池，北达济源，南抵驻马店一带，位于中原的核心地区。陶器以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为主，同时又有少量的泥质和夹砂黑陶以及泥质红陶。纹饰中夹砂陶以方格纹为主，篮纹、绳纹次之；泥质陶以篮纹为主，方格纹不多见，弦纹、刻划纹和指甲纹比较盛行。主要器类有鼎、斝、罐、甑、瓮、盆、刻槽盆、钵、圈足盘、豆、壶、觚、杯、鬶、碗等。
王油坊类型主要分布在豫东地区，山东西部和江苏北部也有分布。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夹蚌棕(褐)陶次之，夹砂灰陶数量较少，另有少量黑陶、白陶。泥质陶全为轮制，夹蚌陶大多为手制。纹饰以篮纹为主，绳纹次之，方格纹比例较高。器类以罐为主，包括深腹罐、素面罐、大口罐、高领罐、小罐等，另有鼎、甗、碗、瓮、豆、杯、鬶、圈足盘、器盖等。
后岗类型主要分布在豫北、冀南、冀中及鲁西南一带。陶器以灰陶为主，黑陶占有一定比例，夹砂红陶较少，另有少量的白陶；纹饰以绳纹为主，另有篮纹、方格纹等。陶器多为轮制，制作精细，陶胎较薄，火候较高；器形棱角分明，典型器有甗、深腹罐、高领瓮、双腹盆、平底盆、鬶、豆、圈足盘、器盖等。
三里桥类型主要分布在晋豫陕三省交界地区，即渑池以西的豫西地区、汾河以南的晋南地区和关中华山以东地区，以陕县三里桥龙山文化遗存为代表。陶器以夹砂和泥质灰陶为主，另有少量的夹砂红陶和泥质黑陶；纹饰以绳纹为主，篮纹和方格纹次之；主要器类有深腹罐、双鋬鬲、斝、单耳罐、甑、双腹盆、斜腹碗和单耳杯等。
（二）中原龙山文化对周边文化的影响
在中原龙山文化周围，还分布着多支考古学文化，中原龙山文化对它们都产生了较大影响。
1.雪山二期文化
雪山二期文化因北京昌平雪山第二期遗存而得名，主要分布于桑干河流域及滹沱河以北的冀中一带，发现的典型遗址有昌平雪山[27]、房山镇江营[28]、定州尧方头[29]、任丘哑叭庄[30]、沧县陈圩[31]等。陶器以夹砂和泥质褐陶为主，泥质黑陶、灰陶和红陶次之，另有少量薄胎白陶。纹饰以绳纹居多，另有篮纹、方格纹、弦纹等。陶器以平底器为主，常见器形有深腹罐、甗、鬲、瓮、平底盆、折腹盆、圈足盘、豆、碗、器盖、陶环等，其中鬲和甗多带鋬耳。
雪山二期文化受到了中原龙山文化后岗类型的强势影响。在雪山二期文化的早期阶段，还鲜见后岗类型的因素。但到了晚期阶段，后岗类型的文化因素明显增加，其以绳纹为主，方格纹、篮纹次之的纹饰特点，与后岗类型基本趋同；而夹砂绳纹深腹罐、泥质篮纹大口罐、平底盆、斝、盆形甑、甗等器物与后岗类型十分相似。
2.典型龙山文化
典型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在今京杭大运河以东的山东半岛地区。陶器颜色以灰黑色和黑色为主，灰色次之，另有少量的红色和白色；质地以泥质为主，夹砂陶比例较小；器表为素面，磨光陶比例较大；纹饰以凹凸弦纹为主，另有篮纹、刻划纹、附加堆纹、镂空等；主要器类有罐形鼎、盆形鼎、鬶、甗、深腹罐、平底盆、圈足盆、豆、高柄杯、圈足盘、三足盘、单耳杯、双耳杯、器盖等。由于分布地域的不同，典型龙山文化的面貌也表现出一定的地域性差异，由此可将其分为城子崖、尹家城、尧王城等多个类型。其中，位于西部的城子崖类型和尹家城类型受中原龙山文化影响较大。
城子崖类型主要分布在鲁西北地区，目前经过发掘的遗址有章丘城子崖[32]、宁家埠、西河[33]、焦家[34]，禹城邢寨汪[35]，邹平丁公[36]，临淄田旺[37]，阳谷景阳岗[38]，茌平尚庄[39]等。发现的遗迹有城址、房基、墓葬、窖穴等，其中，在城子崖、丁公、田旺、景阳岗、教场铺[40]、边线王[41]等发现有城址，但规模一般较小；房基有半地穴式和地面式两种，方形地面式建筑上多抹有“白灰面”。陶器以灰陶为主，黑陶次之，另有一些红陶和白陶；纹饰中绳纹较多，方格纹和篮纹也占有一定比例，另有一些弦纹、附加堆纹等；典型器类有盆形鼎、罐形鼎、甗、深腹罐、素面鬲、罐形斝、子母口缸、平底盆、鬶等。这一类型与豫北冀南的后岗类型毗邻，在两者文化联系上，除了给后者以较多的传播和影响之外，也受到了一些来自后岗类型的影响，从而形成一些与其他类型有所区别的文化因素，如白灰面房屋建筑、城墙的小版方块夯筑技术、陶器中的绳纹装饰和存在少量的罐形斝、饰拍印纹的凹底中口罐等[42]。
尹家城类型大致分布于山东省中南部，目前经过发掘的遗址有泗水尹家城[43]，兖州西吴寺[44]，济宁薛故城、程子崖[45]，邹县野店[46]、南关[47]，曲阜南兴埠[48]、西夏侯[49]等。发现的遗迹有城垣、房址、墓葬、灰坑等，其中，房址以方形和长方形为主，基本不见圆形者，少量房址抹有白灰面。陶器以灰陶为主，另有一定比例的黑陶。器表以素面和磨光为主，常见纹饰有弦纹、篮纹、绳纹、方格纹；主要器类有盆形鼎、罐形鼎、鬶、甗、素面鬲、子母口罐等。该类型明显受到来自西部后岗类型和南部王油坊类型的影响，如涂抹白灰面的技术和流行方格纹、篮纹的作风，以及器表饰纹饰陶甗就属于后岗类型的因素。
3.南荡遗存与广富林文化
龙山时代晚期，在江淮地区东部分布着“南荡遗存”[50]，而在环太湖流域则为广富林文化[51]。其中，南荡遗存发现的遗址数量较少，目前仅在兴化南荡[52]，高邮周邶墩[53]、龙虬庄[54]、唐王墩等有所发现。陶器以夹砂灰黑陶和泥质灰黑陶为主，另有少量红陶；纹饰以绳纹为主，弦纹、篮纹、方格纹次之，另有少量的梯格纹、网状纹、刻划纹等；主要器类有鼎、甗、瓮、罐、豆、盆、壶、鬶、杯等。通过与王油坊类型比较可以看出，南荡遗存与王油坊类型在陶器器形、器类、器物组合、纹饰以及生产工具等方面存在大量的相同之处，它的罐形鼎、大袋足甗、直腹盆、高柄浅盘豆、高领瓮、高领罐、高领壶、假圈足碗等与王油坊类型十分接近。因此，二者之间有着某种特殊的联系，王油坊类型是南荡文化遗存的源，南荡遗址可视为王油坊类型从淮河以北迁徙到长江以南过程中的桥梁[55]。
广富林文化发现的遗址数量也不多，仅在上海广富林[56]、湖州钱山漾[57]、昆山绰墩[58]、常熟北罗墩等有所发现。陶器以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为主，夹砂黑陶和泥质黑陶次之，另有少量的红陶和硬陶；纹饰以绳纹为主，另有篮纹、方格纹、附加堆纹、刻划纹等；主要器类有鼎、瓮、罐、甗、钵形釜、豆、钵、盆、杯和圈足盘等。广富林文化与豫东、鲁西南和皖西北地区的王油坊类型有着密切的关系[59]，广富林遗址的发掘者经过对广富林遗存的分析比较研究，认识到其文化遗存具有独特性，并指出广富林遗存源自王油坊类型[60]；也有学者认为广富林文化的主体受到了以王油坊类型为主的中原龙山文化的影响[61]。
南荡遗存、广富林文化中大量王油坊类型文化因素的发现，生动地反映了王油坊类型从豫东经苏北再到苏南的传播路线。可以说，长江三角洲一带广富林文化的出现，是中原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向东南地区迁徙或征服的结果。在南荡遗存和广富林文化之前，苏北地区和环太湖流域是良渚文化的分布区；南荡遗存和广富林文化与良渚文化之间文化面貌差别较大，文化内涵上存在明显的断裂。以王油坊类型为主的中原龙山文化对良渚文化几乎是全方位的取代，这种现象发生速度快、强度大，在文化传播理论中称为“文化置换”[62]。王油坊类型向东南地区的扩张正值良渚文化衰亡之际。因此，王油坊类型对良渚文化的灭亡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正如有学者所言，良渚文化晚期，最引人注目的是王油坊类型遗存的南下。良渚文化中心地区的松江广富林遗址，发现可归入王油坊类型遗存的器物。这一事件的背景及其与良渚文化突然衰落的关系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63]。
4.石家河文化与后石家河文化
龙山时代长江中游地区是石家河文化的分布区。该文化十分发达，仅城址就发现有天门石家河[64]、荆门马家院[65]、公安县鸡鸣城[66]、应城门板湾[67]等。其中，石家河城址规模宏大，面积达120 多万平方米，内部有严格的功能分区。该文化发现有数量众多的祭祀遗存，表现出浓郁的宗教祭祀色彩。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另有一些泥质黑陶、泥质红陶、夹砂红陶和夹砂黑陶。器表多素面，纹饰中篮纹所占比例最高，凸凹弦纹次之，另有附加堆坟、绳纹、方格纹、划纹等；主要器类有鼎、瓮、尊、罐、豆、甑、钵、擂钵、盘、器盖等。
龙山时代晚期，整个石家河文化分布区内的文化面貌发生了巨变，城址开始废弃，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建筑遗存之上开始出现大批灰坑及瓮棺葬群，石家河文化的典型器物小口高领罐、腰鼓罐、缸、漏斗形擂钵消失，“红陶器物群”基本不见，代之而起的是中原龙山文化王湾类型的直领瓮、侧装三角形或锥状足罐形鼎、浅盘豆、圈足盘、深腹盆、鬶、盉、盆形擂钵、盆形甑、平底碗、平底钵等。学界将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称为“后石家河文化”[68]，在驻马店杨庄[69]，淅川下王岗[70]、沟湾[71]，随州西花园[72]，宜都石板巷子[73]，天门肖家屋脊[74]，郧县大寺[75]、青龙泉[76]等遗址都发现有该文化的遗存。
关于后石家河文化的性质，多数学者认为是中原龙山文化取代石家河文化后形成的一个地方类型，韩建业指出：湖北、豫南龙山前后期文化巨变的实质是以王湾三期文化为主体的中原龙山文化对石家河文化的取代[77]。
5.客省庄二期文化
龙山时代关中平原是客省庄二期文化的分布区，其主要分布在渭水及其支流两岸河旁台地上，目前经过发掘的典型遗址有长安客省庄[78]，西安米家崖[79]，临潼姜寨[80]、康家[81]，武功赵家来[82]，岐山双庵[83]，天水师赵村[84]等。陶器以灰陶为主，但也有少量红陶；纹饰以绳纹和篮纹为主，方格纹极少见；常见器类为单把绳纹鬲、双耳罐形斝、鬶、鬲、盆、三耳罐、双耳罐和单耳罐、小口高领瓮等。该文化受到了三里桥类型的一定影响，如陶器中绳纹、篮纹的装饰以及鬶、深腹罐等器物都属于中原龙山文化的因素。
（三）《容成氏》九州与中原龙山文化及其影响文化的对应关系
严文明先生曾将整个中国境内的新石器文化比喻成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85]。这一比喻也可以形容中原龙山文化系统及其影响范围。中原龙山文化是一个庞大的史前文化体系，处于中心区域的后岗类型是其核心文化圈，属于花蕊；围绕后岗类型分布的煤山类型、王油坊类型、城子崖类型、雪山二期文化构成第二个文化圈，属于第一重花瓣；尹家城类型、广富林文化、后石家河文化、三里桥类型及客省庄二期文化构成第三个文化圈，属于第二重花瓣。如果将《容成氏》九州的分布范围与中原龙山文化系统及其影响范围相比较，可以发现它们之间具有十分明显的对应关系。
1.夹（兖）州与后岗类型
夹（兖）州主要指今豫、冀、鲁交界一带，包括豫北、冀南及鲁西的一部分地区，也即文献中的古河济地区，如《尚书·禹贡》：“济、河惟兖州。”
龙山时代，兖州是中原龙山文化后岗类型的分布范围，在西到济源，东至山东菏泽，北到冀南，南达开封以南的广大区域内，后岗类型的文化面貌具有高度的统一性。该类型遗址众多，仅在河南濮阳、安阳、新乡、开封以及山东菏泽等地就已经发现100 多处，而且还有大量遗址掩埋在多次泛滥的黄河淤沙下；另外，在辉县孟庄、博爱西金城、温县徐堡、安阳后岗、濮阳戚城等遗址上还发现这一时期的城址，充分显示当时社会已呈现明显的城乡分野、等级分化的趋势，该地区已发展成一个欣欣向荣、四方辐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并在公元前4000 年前，率先步入了中华文明的早期国家阶段[86]。
由于与海岱地区毗邻，后岗类型中常见典型龙山文化的因素，如素面磨光、弦纹、刻划纹等装饰手法，素面深腹罐、圈足盘、壶、鬶、子口瓮、折壁器盖等器物，这说明二者之间关系密切。另外，后岗类型对周边文化影响深远，在雪山二期文化、典型龙山文化、王湾类型、王油坊类型中都能见到它的身影；在该类型的中期阶段，其越过黄河，来到郑州地区，改变了当地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进程[87]；而到晚期阶段，其向东、西两个方向的扩张，又将晋东南、鲁西南地区纳入自己的分布范围。
2.叙（豫）州与煤山类型
叙（豫）州指今天河南省黄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包括豫中、豫南、豫西等。
在这个广大区域内，龙山时代不同阶段的考古学文化面貌有所差别。龙山早期，豫南地区属于石家河文化的分布区，豫中和豫西则分别为煤山类型。到了龙山晚期，豫南地区成为煤山类型的分布区。
豫州地区的煤山类型对外影响也较为强烈，其晚期向南的扩张，直接促成了豫南、江汉平原地区石家河文化向后石家河文化的转变。
3.涂（徐）州与王油坊类型
徐州相当于今天的豫东、鲁南、苏北、皖北等地区，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多方文化交流的中心。龙山时代，这里是中原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的分布区。该类型一方面与同属中原龙山文化系统的后岗类型、煤山类型发生频繁的交流、融合；另一方面，又对东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产生较大的影响，其向鲁中南地区的辐射，使得尹家城类型中富含大量中原龙山文化的因素，其晚期阶段向江淮地区、环太湖流域的扩张，是造成良渚文化消亡的一个重要因素，后继的南荡遗存与广富林文化则吸收了大量王油坊类型的因素。
4.藕州（幽州）与雪山二期文化
幽州相当于今天的冀中地区，也即北京、天津以南，石家庄、邢台以北的太行山东麓到渤海湾、山东丘陵之间的河北中心区域。龙山时代晚期，这是属于雪山二期文化的分布范围，该文化受到了后岗类型的较大影响。
5.竞（青）州与城子崖类型
竞（青）州相当于今天的鲁北、鲁西北一带。龙山时代，这里是典型龙山文化城子崖类型的分布区。城子崖类型与后岗类型毗邻，二者之间关系密切，尤其在相交的豫东北、鲁西北地区，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后岗类型的产生受到了城子崖类型的一定影响，而在后岗类型的晚期，其又对城子崖类型产生了强烈的辐射，在鲁西北的很多遗址中都能见到大量后岗类型的因素。
6.莒州与尹家城类型
莒州相当于今天的鲁中南及鲁东南地区。龙山时代，这里是典型龙山文化尹家城类型和王家铺类型的分布区。位于鲁东南的王家铺类型受中原龙山文化的影响较小，而位于鲁中南的尹家城类型则受到了后岗类型和王油坊类型的双向影响，富含大量中原龙山文化的因素。
7.虘（雍）州与客省庄二期文化
虘（雍）州主要指关中地区，龙山时代这里属于客省庄二期文化的分布区。由于处于较为封闭的地理单元，客省庄二期文化受中原龙山文化的影响偏小，仅在个别遗址中发现有中原龙山文化的因素。相反，它对中原龙山文化三里桥类型施加了较大的影响。
8.阳（扬）州与南荡遗存及广富林文化
阳（扬）州主要指江淮及长江下游地区。龙山时代这里属于南荡遗存和广富林文化的分布区，它们的产生与王油坊类型向东南地区的扩张密切相关，前文已讲，这里不再累述。
9.荆州与石家河文化及后石家河文化
荆州主要指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地区。龙山时代这里先后分布着石家河文化和后石家河文化，王湾类型的南扩是石家河文化向后石家河文化转变的主要原因。
三、“禹迹”的考古学观察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容成氏》九州反映的是龙山时代晚期中原龙山文化的分布范围及其影响区域，实际上也就是“禹迹”的大致范围。在这一广大区域内，夏初的很多重大历史事件都能在这一时期考古学文化与类型的动态变化及交流互动上有所反映。
（一）茫茫禹迹
《左传·襄公四年》载：“茫茫禹迹，画为九州。”这里，“禹迹”代表着夏王朝的统治区域。上文已讲，九州其实就是龙山时代晚期中原龙山文化的分布范围及其所影响的地区。那么，这一广大区域与夏王朝又有什么关系？
《史记·夏本纪》云：“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戡戈氏。”有学者经过深入考证、分析后认为，这十二个姒姓方国连同一些异姓方国共同构成以夏后氏为主体的夏王朝国家政权，其中十一个姒姓部族方国与夏朝中央王室既存在血缘上的宗法关系，又存在政治上的分封关系和经济上的贡纳关系，从而与夏中央王室密切联系在一起，因此它们的分布地域构成了夏王朝的领土范围。《史记·夏本纪》所载姒姓方国大致分布在西起太华山以东，东迄豫东平原，北至黄河以北，南达南阳盆地方圆千里的中原地区，这个地区可能就是我们所探讨的夏代领土范围[88]。此说一语中的，因为这一范围正好与中原龙山文化的分布区域吻合。在这一区域内，中原龙山文化的面貌十分接近，象征着政治上较为统一的夏王朝国家政权；而不同类型和亚型则正是姒姓方国与一些异姓方国存在的表现，如昆吾、葛、韦等。
在夏王朝周围，还分布着很多异姓方国，如涂山氏、有仍氏、有缗氏、有鬲氏、有穷氏、寒氏、吕、申等，夏王朝与这些异姓方国之间也存在较为密切的关系，且大多是姻亲关系。这一现象正是中原龙山文化对周边考古学文化影响的生动反映。陈絜也指出：“梳理和考证商周时期夏遗的地理分布可知，诸姒之族主要在今山东省境内，姻亲中分布于鲁豫间者，占相当比例；与夏史相关的地与族，亦基本分布于山东及豫东、豫东北一带。”[89]
如同姒姓方国一样，大部分的异姓方国也是经过夏王朝分封而建立起来的，当然一些方国虽然早于夏王朝而存在，但在夏王朝诞生后，应该又对它们进行了重新的分封和任命。经过封建之后的方国，便在社会组织上成为以夏王朝为主的方国联盟的成员；由于这个联盟是由夏行封建而形成的，受夏之封者，便与夏王朝保持着一定的关系，也受到夏王朝的保护[90]。从这个意义上讲，夏朝国家的性质与周朝一样，都是通过分封制来进行统治的，它既不同于原始社会的部落联盟，同时也非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奴隶制国家，它是早期共主制政体下以夏后氏为共主，并以万国诸侯初具原始性的从属关系和相对松散性、不稳定性为特点的早期政权。实际上，有夏一代，夏王朝与诸侯、方伯的关系始终处在极不稳定的状态之下，邑外诸侯随时有可能叛离夏王朝的统治甚至一度倾覆夏后氏政权[91]。
（二）夏初夏夷的特殊关系
《容成氏》九州中的莒州、兖州、竞（青）州处于黄淮平原及山东半岛一带。由此可见，东夷势力在《容成氏》九州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这正是文献记载中夏夷关系突出的鲜明表现。据文献记载，夏初夏夷关系时好时坏。大禹时期，东夷族首领伯益曾协助禹平治水土，二者关系和睦，禹曾有效法尧舜禅让伯益的想法。启至少康时期，夏夷关系恶化，争斗不断。《战国策·燕策》：“启与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竹书纪年》：“益干启位，启杀之。”这充分说明夏启是在与东夷族经过激烈的斗争胜利后才陟升帝位的。这场帝位之争夏启取得暂时的胜利，启死后，他的五个儿子并不团结，尤其是大儿子太康继位后，更是荒淫无道，不理朝政，于是，夏朝的附属国，东夷族的有穷氏后羿乘机夺取了政权，《左传·襄公四年》有云：“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羿所迁的穷石，有人以为是穷桑或空桑之音转，地在今曲阜一带。后羿代夏后，并没有吸取太康的教训，相反终日醉心于田猎活动，政权终被另一夷人寒浞取代。仲康、相时期，夏人也曾与寒浞等东夷势力进行过艰苦的斗争，虽取得一定的胜利，《竹书纪年》有载：“后相即位，居商（帝）邱；元年，征淮夷、畎夷；二年，征风夷及黄夷；七年，于夷来宾；相居斟灌。”但最后却以相被杀而告终。幸得相妻缗孕有少康而逃回娘家才保住夏朝血脉。少康年长后，奋发图强，联合有仍氏、有虞氏、有鬲氏等，并收拢夏众，灭掉寒浞及其子浇、殪，这才恢复了夏朝的统治，史称“少康中兴”。从夏初的夏夷关系可以看出，夏王朝的“东部疆界”应在河南山东交界一带，这与考古学上中原龙山文化后岗类型和山东龙山文化城子崖类型的分界线大体一致。后岗类型与城子崖类型呈现的犬牙交错的分布态势，以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面貌，正是夏初夏夷关系的集中体现。
（三）禹征三苗
徐旭生先生曾将我国上古部族分为华夏、东夷和苗蛮三个集团，其中三苗是苗蛮集团重要的一支[92]。《战国策·魏策一》云：“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险也，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徐旭生先生据此判断三苗的活动地域“似乎以湖北、湖南、江西等为中心，逶北到河南西部熊耳、外方、伏牛诸山脉间”[93]。龙山时代，这一地区是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分布区。
据史料记载，五帝时期，三苗与中原地区的华夏集团之间纷争不断，始终是尧舜禹面临的一个重大外患。《史记·五帝本纪》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淮南子·齐俗训》：“当舜之时，有苗不服，于是舜修政偃兵，执干戚而舞之。”通过征伐和施行仁德等措施，帝尧、帝舜暂时取得了对三苗集团的局部胜利，《吕氏春秋·召类》云：“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舜却苗民，更易其俗。”但这并没有彻底征服三苗，其对华夏集团的威胁始终没有解除，甚至发生帝舜晚年崩于苗蛮之地的事件，《史记·五帝本纪》载：“（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守，崩于苍梧之野。”
直到大禹时期，苗蛮之地发生罕见的暴雨、地动等剧烈的自然灾害，由此造成三苗内乱，大禹才趁机而入征伐三苗。《墨子·非攻下》对这个过程有生动、详细的记述，其云：“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祇，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则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经过这次致命的打击，三苗最终被彻底征服，《国语·周语下》载：“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子孙为隶，下夷于民。”《尚书·吕刑》云：“苗民无辞于罚，乃绝厥世。”
禹征三苗在考古学上有着明显的反映，那就是中原龙山文化煤山类型对江汉地区石家河文化的影响与取代。
（四）禹会诸侯
“涂山之会”是夏朝建立前的一个重大事件。通过涂山之会，大禹天下共主的地位在诸侯中得以确立。涂山之会多见于历史文献的记载，如《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关于“涂山”的地望，一直争议不断，有会稽说（绍兴）、渝州说（重庆）、濠州说（蚌埠怀远）、当涂说（当涂）等[94]。现代很多学者都赞同蚌埠说，近年来，考古人员在安徽蚌埠禹会村开展的一系列考古发掘工作，又为这一说法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依据。2007~2011 年，在禹会村遗址发现了一处面积2000 多平方米的大型礼仪式建筑——祭祀台，祭祀台上分布着烧祭面、方土台、一字排开的柱坑等众多祭祀设施，以及来自中原、黄河下游、苏北地区、环太湖地区、长江流域、广汉平原等不同地区不同风格的多样性器物。这些发现表明祭祀台是一处具有专一性功能的大型盟会场所，在这里进行过烦杂的具有宗教意义的礼仪性活动[95]。最近，考古人员又对禹会村遗址的面积进行了重新确认，发现其龙山文化时期的规模已达200 万平方米；在遗址的核心分布区，新发现了一座面积至少18 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该城址是目前淮河中游地区规模最大的龙山文化城址[96]。禹会村地名来源于“禹会诸侯”这一历史事件，巧合的是，在禹会村发现了龙山晚期规模宏大、结构复杂的祭祀遗存。这充分证明，禹会村遗址可能就是“禹会诸侯”所在地。那么，大禹为何选择这里会合诸侯呢？《尚书·皋陶谟》载禹曰：“予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从这一记载可以看出，大禹曾娶涂山氏女子为妻，并生下儿子启；因此，他和涂山氏之间有着亲密的关系，涂山氏应该是以夏王朝为核心的部落联盟中的重要方国之一，很有可能禹会村遗址新发现的大型城址就是涂山氏的都邑所在地。当然，夏与涂山氏的亲密关系在考古学上也有鲜明的反映，龙山时代晚期，中原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向江淮地区的扩张就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
在历史文献中，除了“涂山之会”外，还有“会稽之会”的记载。长久以来，很多学者都将二者混为一谈。实际上，它们有可能是不同时间发生的性质不同的会盟。关于会稽之会，古本《竹书纪年》载：“（禹）八年春，会诸侯于会稽，杀防风氏。”《国语·鲁语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会稽位于长江下游的宁绍一带，龙山时代晚期这里是广富林文化的分布区。上文已说，广富林文化具有明显的王油坊类型的因素，是受王油坊类型影响诞生的一支考古学文化。王油坊类型因素在长江下游一带的出现，很可能反映了“会稽之会”的史实。只不过涂山之会是禹为了树立权威，确立天下共主地位而举行的一次重大会盟。禹的这一身份确立后，还要经常到各地巡守，并传唤有关诸侯前来特定地点进行述职，而会稽山很有可能就是大禹东巡守会合东方诸侯的一个据点。由于这一时期大禹的权威已经确立，因此对懈怠的诸侯有生杀予夺之权力，杀防风氏就是例证。当然，由于是巡守过程中召集诸侯前来述职，因此，每隔几年就要举行一次，这在文献中也有反映。古本《竹书纪年》说禹八年春曾举行会稽之会，两年之后，禹又东巡守至会稽，只可惜，这次会盟还没有举行，大禹就中道去世了，正如《史记·夏本纪》载：“十年，帝禹东巡守，至于会稽而崩。”
（五）《容成氏》无冀州、梁州原因分析
《容成氏》记述的九州与《禹贡》等文献相比，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没有冀州和梁州。《禹贡》记述九州时，特别突出冀州的地位，将其列在九州之首，究其原因，与《尚书》成于战国中后期，并可能出自魏人之手有关[97]，《禹贡》九州应该是魏国人对战国时期政治地理区划的一种认识，并不是禹画九州的真实反映。
冀州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晋南地区。龙山时代早期这里分布着陶寺文化，其中陶寺遗址是该文化的中心聚落，发现有大型宫殿建筑基址、具有明显等级差别的墓葬等，出土了精美的彩绘陶器、石磬、鼍鼓、陶铃等礼器，这些都表明陶寺在当时是一处都邑性遗址。不过，在龙山时代晚期，陶寺遗址的文化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宫殿、高等级墓葬被毁现象十分严重，有学者认为与北方地区老虎山文化的南侵有关：考古分析老虎山文化以石峁都邑聚落为核心，以双鋬鬲、细石器镞和卜骨为器物代表的在其形成之后向东南方的强势扩张，导致曾经繁盛的陶寺文化发生重大变化，陶寺文化被老虎山文化取代；而老虎山文化则属于“戎狄”文化[98]。这是否意味着在龙山时代晚期，也就是夏初，山西南部地区已不属于中原龙山文化系统，因此，该地区不能出现在九州之列了，这个问题需要考古和文献结合深入分析。
梁州主要指四川盆地、汉中及云贵的部分地区，《禹贡》云：“华阳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艺，沱潜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厎绩。”龙山时代这里的考古学文化被称为“早期巴蜀文化”，其面貌与中原龙山文化明显不同，与中原龙山文化也无任何关系，因此必不在禹画九州的范围之内。
四、结语与余论
“禹画九州”最早见于《左传·襄公四年》，魏绛对晋侯之语曰：“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于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从这一记载可以看出，虞人之箴是周初太史辛甲主持制定的，也就是说西周初期就有禹画九州的说法了。近年新发现的遂公盨，铭文提到“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这与《禹贡》的记述一致，李学勤等学者考证其年代约在西周中期偏晚[99]，这充分说明至少在西周中期，大禹治水、画九州的故事就已经存在，这也为西周初期已有禹画九州提供了最好的诠释。
《容成氏》楚简虽出于战国时期的楚墓中，但有学者根据简中的语言现象，认为它的文本有可能早在春秋时代就形成了[100]。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容成氏》九州反映了夏代初年的地理范围，也就是公元前2100 年前后的龙山时代晚期。因此，其所依文本很可能早到夏代这一时期，鲁西、江汉与扬州一带的考古学文化迅速表现出以灰陶为主，以绳纹、篮纹为主体纹饰，以鼎、斝、鬶、罐、瓮等为主要器类的共同特征，它们与中原龙山文化构成了一个特征十分接近的中原龙山文化圈。该文化圈的分布范围恰恰与《容成氏》所述九州的范围大体相当，这说明《容成氏》九州是有史实依据的，并非都如顾颉刚先生所说具体的九州分划大抵是战国时人的创意[101]。
长期以来，考古学界在研究夏文化时，将夏王朝的分布范围局限于豫西、晋南等较小的范围之内。实际上，夏王朝在初期的分布范围并没有仅仅局限于一块区域内，而是与《容成氏》九州所划定的广大地域相吻合。在这个广大的区域内，夏王朝采取松散的、结盟的国家结构统治多个部落形式的邦国。但夏王朝的统治区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就其核心区域而言，有个自东向西的过程，并形成了三大区域，初始期是河济地区，也是中国古老的两河流域，发展期是嵩山周边的豫中区域，鼎盛时期在伊洛地区。至于其核心区域的变迁，有可能与自然环境的变化以及商人南下、夷人西扩有关。
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龙山晚期的中原龙山文化圈分布地域广阔，文化圈内的考古学文化面貌高度一致，完全已经进入了文明的阶段，形成了早期国家的模式。从文献的记载来看，这一广域王权国家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与大禹的功绩密不可分的，正如李新伟所说：“禹踏遍九州，开山导川，治平水土，‘禹迹’所到之处，如文明之光普照，宜居宜耕，物产丰富，成为与蛮荒之地迥然有别的文明世界；禹的英雄功绩和‘三过家门而不入’、无私无我、惠民利民的高尚品德，将九州万邦协和为一体。”[102]因此可以说，禹就是中华民族的“神禹”，他是华夏山水综合治理的第一人，是创立华夏国家文明的始祖，是华夏民族大一统、大融合的标志。
注释
[1] 邵望平：《〈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兼说中国古代文明的多源性》,《九州学刊》1987 年第1期。
[2] 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3] 李零：《三代考古的历史断想——从最近发表的上博楚简〈容成氏〉、燹公盨和虞逑诸器想到的》，《中国学术》2003年第2期。
[4] 晏昌贵：《〈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中〈容成氏〉九州柬释》，《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5] 同[4] 。
[6] 同[3] 。
[7] 安志敏：《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物质文化》，《文物参考资料》1956 年第8 期；《试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考古》1959年第10期。
[8] 严文明：《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文物》1981年第6期。
[9] 严文明：《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文物》1981年第6期；韩建业、杨新改：《王湾三期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7年第1期。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 年。
[11] 李伯谦：《论造律台类型》，《文物》1983年第4期。
[12]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编：《河南考古四十年：1952~1992》，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年。
[13]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新密新砦》，文物出版社，2008 年。
[14] 王青：《豫西北地区龙山文化聚落的控制网络与模式》，《考古》2011年第1期。
[15]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 年。
[16]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新密市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2年第2期。
[17]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郾城郝家台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2 年第3 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郾城郝家台》，大象出版社，2012 年。
[18]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局：《河南平顶山蒲城店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5期。
[19] 同[14] 。
[20] 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山东大学考古系：《河南博爱县西金城龙山文化城址发掘简报》，《考古》2010年第6期。
[2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辉县孟庄》，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年。
[22] 李一丕、魏兴涛等：《河南濮阳戚城发现龙山时代城址》，《中国文物报》2015 年3月27日。
[23]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2年春安阳后冈发掘简报》，《考古》1972年第5期；《1979年安阳后冈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5 年第1期；《安阳后冈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1982年第6期。
[24]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周口地区文化局文物科：《河南省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
[25] 同[15] 。
[26] 洛阳市博物馆：《河南临汝煤山遗址调查与试掘简报》，《考古》1975 年第5 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临汝煤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2年第4期。
[27]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北京考古四十年》，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 年。
[28]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镇江营与塔照——拒马河流域先秦考古文化的类型与谱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29]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定州市尧方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4年第9期。
[30]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沧州地区文物管理所：《河北省任邱市哑叭庄遗址发掘报告》，《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31]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沧县陈圩遗址发掘简报》，《河北省考古文集》，东方出版社，1998 年。
[32] 梁思永等：《城子崖》，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4 年；张华：《城子崖遗址又有重大发现，龙山、岳石和周代城重见天日》，《中国文物报》1990年7月26日。
[33]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章丘市西河新石器时代遗址1997 年的发掘》，《考古》2000年第10期。
[34] 章丘市博物馆：《山东章丘市焦家遗址调查》，《考古》1998年第6期。
[35] 德州地区文物工作队：《山东禹城县邢寨汪遗址的调查与试掘》，《考古》1983年第11期。
[36]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邹平丁公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5期；《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第二、三次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6期；《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第四、五次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4期。
[37] 魏成敏：《淄博市田旺龙山文化城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3）》， 文物出版社，1995 年。
[38]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聊城地区文化局文物研究室：《山东阳谷景阳岗龙山文化城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97年第5期。
[39]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茌平尚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5年第4期。
[40] 贾笑冰、周海铎:《山东聊城茌平教场铺龙山文化遗址发掘》，《中国文物报》2001 年9 月2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山东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聊城市文化局：《山东茌平教场铺遗址龙山文化城墙的发现与发掘》，《考古》2005年第1期。
[41] 杜在忠:《边线王龙山文化城堡的发现及其意义》，《中国文物报》1988年7月15日。
[42] 栾丰实：《论城子崖类型与后冈类型的关系》，《考古》1994年第5期。
[43]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编：《泗水尹家城》，文物出版社，1990年。
[44] 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领队培训班:《兖州西吴寺》，文物出版社，1990年。
[45] 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山东济宁程子崖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1 年第7 期；济宁市文物考古研究室:《山东济宁市程子崖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1999年第7期。
[46]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邹县野店》，文物出版社，1985 年。
[47] 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山东邹县南关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第2期。
[48]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曲阜南兴埠遗址的发掘》，《考古》1984年第12期。
[49]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山东曲阜西夏侯遗址第一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
[50] 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扬州博物馆、兴化博物馆：《江苏兴化戴家舍南荡遗址》，《文物》1995年第4期。
[51] 陈杰：《广富林文化初论》，《南方文物》2006年第4期。
[52] 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扬州博物馆、兴化博物馆：《江苏兴化戴家舍南荡遗址》，《文物》1995 年第4期。
[53] 南京博物院考古研宄所、扬州博物馆、高邮文管会：《江苏高邮周邶墩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7年第4期。
[54] 龙虬庄遗址考古队：《龙虬庄——江淮东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9 年。
[55] 同[50] 。
[56] 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上海松江区广富林遗址1999~2000 年发掘简报》，《考古》2002年第10期。
[57]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第三次发掘简报》，《文物》2010 年第7期。
[58] 苏州市考古研究所：《昆山绰墩遗址》，文物出版社，2011 年。
[59] 宋健：《王油坊类型与广富林遗存》，《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大象出版社，2003 年。
[60] 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上海松江区广富林遗址1999~2000 年发掘简报》，《考古》2002年第10期。
[61] 同[51] 。
[62] 特里格、陈淳译：《论文化的起源、传播与迁移》，《文物季刊》1994 年第1 期。
[6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
[64] 石家河考古队：《湖北省石河遗址群1987 年发掘简报》，《文物》1990 年第8 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湖北省荆州博物馆：《邓家湾》，文物出版社，2003 年；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石家河考古队：《肖家屋脊》，文物出版社，1999 年。
[65] 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荆门马家院屈家岭文化城址调查》，《文物》1997 年第7期。
[66] 荆州博物馆：《湖北公安鸡鸣城遗址的调查》，《文物》1998 年第6 期。
[67] 陈树祥、李桃元：《应城门板湾遗址发掘获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1999 年4 月4 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应城门板湾新石器时代遗址》，《1999 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1 年。
[68] 王劲：《后石家河文化定名的思考》，《江汉考古》2007年第1 期。
[69]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驻马店市文物保护管理所：《驻马店杨庄——中全新世淮河上游的文化遗存与环境信息》，科学出版社，1998 年。
[70]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淅川下王岗》，文物出版社，1989 年。
[71]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河南淅川沟湾遗址王湾三期文化遗存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7年第3期。
[72] 武汉大学随州考古发掘队：《随州西花园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1年第2期。
[73] 宜都考古发掘队：《湖北宜都石板巷子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5年第11期。
[74]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石家河考古队：《肖家屋脊》，文物出版社，1999 年。
[7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龙泉与大寺》，科学出版社，1991 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办公室：《湖北郧县大寺遗址2006 年发掘简报》，《考古》2008年第4期。
[7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龙泉与大寺》，科学出版社，1991年。
[77] 杨新改、韩建业：《禹征三苗探索》，《中原文物》1995年第2 期。
[78]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2 年。
[79]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著：《西安米家崖：新石器时代遗址2004~2006 年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2 年。
[80] 半坡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姜寨》，文物出版社，1988 年。
[81] 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临潼康家遗址第一、二次试掘简报》，《史前研究》1985年第1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康家考古队：《陕西临潼康家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 期合刊；《陕西省临潼县康家遗址1987年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4期。
[8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武功发掘报告——浒西庄与赵家来遗址》，文物出版社，1988 年。
[83] 西安半坡博物馆: 《陕西岐山双庵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集刊》（第3 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年。
[8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甘肃天水师赵村史前文化遗址发掘》，《考古》1990年第7期。
[85] 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 年第3期。
[86] 袁广阔：《古河济地区与早期国家形成》，《中原文化研究》2013年第5期。
[87] 袁广阔：《孟庄龙山文化遗存研究》，《考古》2000年第3期。
[88] 郑杰祥：《夏史初探》，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 年。
[89] 陈絜：《商周东土夏遗与夏史探索》，《历史研究》2020年第1 期。
[90] 晁福林：《我国文明时代初期社会发展道路及夏代社会性质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3期。
[91] 周书灿：《夏代早期国家结构探析》，《中州学刊》2000 年第1 期。
[92]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
[93] 同[92] 。
[94] 李修松：《涂山汇考》，《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2期。
[9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省蚌埠市博物馆：《蚌埠禹会村》，科学出版社，2013年。
[96] 马荣瑞：《禹会村龙山文化城址确认》，《光明日报》2020 年11月26日。
[97] 史念海：《论〈禹贡〉的著作年代》，《河山集》第2 集，三联书店，1981 年。
[98] 韩建业：《老虎山文化的扩张与对外影响》，《中原文物》2007 年第1 期。
[99] 李学勤：《论遂公盨及其重要意义》，《中国历史文物》2002 年第6 期。
[100] 杜勇：《论〈禹贡〉梁州相关诸问题》，《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101] 顾颉刚：《州与岳的演变》，《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顾颉刚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年。
[102] 李新伟：《中华文明的宏大进程孕育多元一体、协和万邦的文明基因》，《光明日报》2020年9月23日。
Abstract：As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u bamboo slips–"Rongcheng shi” continues, its content of the “Jiu Zhou (Nine Provinces)” is known to the academia in recent years. Different from the “Jiu Zhou” in"Shang shu", the version from the “Rongcheng shi” presents us with a very different scenario.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text of the “Rongcheng shi” may have been written around 2100 B.C. in the late Longshan period, 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 Xia dynasty. In this period, the geography of the Xia is in line with that of the “Jiu Zhou” recorded in “Rongcheng shi", where the Xia only loosely controlled their territory. But this control is not immutable. If we focus on its central area, the Xia had a westward progression of movement, and successively formed three major regions: the He-Ji region in the initial stage; the Songshan (central Henan) region in the developing stage; and the Yi-Luo region in the prosperous stage.
Keywords:Rongcheng Shi; “Jiu Zhou”; X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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